28岁，咳嗽不止：一枚哈密瓜大小的肿瘤住进了我的肺里

九月，和闺蜜聚餐的时候，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刺痛，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。当时谁也没在意。

我以为是自己最近健身太猛，拉伤了肌肉。社区医院的医生检查后，说是“肋软骨炎”，开了点止痛药。听起来合情合理，生活照旧。

可咳嗽就像黏在了身上，胸口的闷痛也一直没走。

拖到十一月，后背疼得实在受不了，我去了大一点医院。专家很仔细地听诊，注意到了心脏的杂音，但结合症状，结论还是“支气管炎”。他给我开了抗生素和吸入剂。我在学校做特教老师，每天接触那么多孩子，想着感染也正常，就回去了。

但背痛一点没有好转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十二月初，我正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期末考试，疼痛剧烈发作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考完那场试的，只记得走出考场时，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。表妹看到我煞白的脸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把我拉去了急诊。

急诊护士给我戴上血氧仪，屏幕上的数字跳到了83%。医生立刻安排了CT检查。躺在检查床上，我脑子里还在盘算明天早上的课怎么办，医保能报多少。直到医生把电脑屏幕转向我，我愣住了。

后来我常这样跟人描述那张片子：正常的肺在影像里是黑色的，像干净的夜空，点缀着树枝状的血管。但我左边的肺，四分之三的空间，被一大团浓密的白色阴影完全填满了。

一个直径15厘米的肿块，几乎塞满了我的左胸腔。它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像个不请自来的、巨大的哈密瓜。

确诊：一个名叫“小细胞肺癌”的对手

虽然还需要支气管镜活检来最终确认，但看到影像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怪不得我总是睡不踏实，总觉得气短，原来不是枕头太高，是我的肺快没空间工作了。

肿瘤科主任指着病理报告，给出了最终诊断：“显微镜下看，这些癌细胞很像一颗颗燕麦粒，所以过去也叫燕麦细胞癌。现在规范的名称，是小细胞肺癌。”

我和陪诊的表妹对视了一眼。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怪，但也暗示了它的棘手。医生告诉我，肿瘤已经侵犯到纵隔，虽然没有发现远处转移，但体积巨大，必须马上住院治疗。我问他能不能等一天，我妈正从老家赶过来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

治疗开始以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“身体被掏空”

治疗开始得猝不及防。手臂上埋入了PICC管，第一轮化疗（顺铂+依托泊苷）很快就上了。后来因为出现了严重的耳鸣，药物换成了卡铂。住院期间，我还因为心包积液做了一次引流手术，顺便植入了更方便的输液港。

那是一种刻进骨头里的累。从卧室走到客厅接杯水，都像跑完一场马拉松。化疗是三周一循环：住院、抽血、上药、回家、再住院。同步进行的还有胸部放疗，连续二十多天，每天躺上那张硬邦邦的治疗床。巨大的肿瘤压迫着，我呼吸费力，一边忍着不咳，一边在心里默数机器运行的声响，告诉自己：“快了，再转几圈就能起来了。”

第一次出院后，头发开始大把地掉。妈妈帮我梳头，卷发一团团落在手里，很快就装满了一个小垃圾桶。我干脆去了理发店，让师傅直接推成了光头。没戴假发，因为治疗带来的潮热一阵阵的，假发戴上去像顶了个蒸笼。我终于懂了，为什么办公室里的前辈总在桌上放个小风扇。

副作用层层叠加。放疗在胸口和后背留下了深褐色的印记，像我的“勋章”。后来做预防性脑部放疗时，脸上要紧紧扣着一个网状面罩，结果头顶的皮肤被照得黝黑，后脑勺的头发却还在，活脱脱一个“地中海”造型。最难受的时候，连咽口水都像吞刀片。

看到病灶缩小的时候，我当然高兴，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

最艰难的阶段熬过去后，PET-CT显示，活跃的癌细胞暂时看不见了。但那个15厘米的肿块并没有消失，它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萎缩成一片疤痕组织，紧紧粘连在肺静脉上。胸外科的专家会诊后，遗憾地摇头：“位置太危险，手术风险极高，很可能下不了台。”

千辛万苦走到这里，却没办法把这个“哈密瓜”彻底拿走。

我接触到临床试验，是在标准治疗遇到瓶颈的时候

有一次门诊，主任跟我提起了另一件事：医院里有一个针对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临床试验正在开展，问我要不要进一步了解。，探索的是靶向治疗的新方案。你有靶点，或许符合他们的入组标准。这不是拿你当‘小白鼠’，而是国际上一种有前景的新思路，目如果你和家里人愿意，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。”

说实话，听到“试验”两个字，家人本能地担忧。大姨特地打电话来：“钱不够咱们想办法买房子也能治，别去冒那个险。”但老公和表弟查了很多资料，发现这种疗法在国外已经有了不少突破，只是在还处于临床验证阶段。对我而言，怕的不是尝试，怕的是面前没有路可走。

我抱着了解看看的心态，见到了研究团队的医生。他们花了很多时间，把可能的获益、潜在的风险、需要配合的检查，一项项讲得非常透彻。最后签下那份厚厚的知情同意书时，我心里反而有了一种奇怪的踏实感。

后来，我顺利入组了。靶向治疗和化疗的感觉截然不同。以前化疗一躺就是大半天，副作用排山倒海；现在是定期的输液，身体上温和了不少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风险。研究医生每次都会提醒我留意免疫相关不良反应，按时复查肝功能、甲状腺功能、血常规和影像，任何不舒服都要及时说。

最让人意外的是，两三个周期之后复查，片子显示，肺里那个顽固的“疤痕”区域，居然开始缩小了。

当时管床的年轻护士比我还高兴，非要跟我击个掌。她说：“姐，你这效果也太好了！”那一刻的感觉很复杂，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接受治疗，也可能在帮后面的病友，探一探这条路是否可行。

生病以后，我学会的一件事是别硬撑

这场病逼我学会的最重要一件事，是放下无谓的“自尊”。以前总觉得凡事自己扛，病了才发现，一个人真的撑不下去。我不得不敲开邻居的门：“姐，我实在开不了车了，能麻烦您送我去趟医院吗？”学校的同事们默默排了班，帮我接送孩子、买菜做饭。家人轮流陪我复诊、住院、拿药。这些事以前我会觉得“欠人情”，后来反倒慢慢想通了，能接住别人的善意，也是一种能力。

我也给自己找了些小事做。不能去学校的日子，就在家看书、写毛笔字，甚至开始学画简单的画。如果你也在经历类似的艰难，我想说：你有权利好好休息，有权利不在任何时候都“强打精神”，更有权利向医生追问所有的可能——包括那些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。

回头看，那个在九月不停咳嗽的自己，怎么也想不到接下来的路会是这样。但我一直记得最难熬的时候，心里有个声音告诉自己：“这会很辛苦，但它打不倒你。”